华彦钧与刘天华是什么关系？

　　华彦钧与刘天华是什么关系？1911年，辛亥一举推翻了中国“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帝制，支撑其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全面崩塌，西风东渐，外来文化乘虚而入，造成中国社会一片乱象，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一方面，由于辛亥的不彻底性，霎那间失去了赖以生存根基的封建士大夫集团，不甘心丧失世代相传的优越地位，转身成了买办阶级，企图仰仗外来势力，继续从肉体和精神上压迫并奴役普通劳苦大众。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党的成立，人民要解放、要独立、要平等，推翻三座大山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刘天华与华彦钧就是在这样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走进我们的视野。

　　刘天华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1905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早年家庭殷实，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尤其在民族器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一方面，第一次把传统中国仅作为民间戏曲及地方音乐伴奏乐器，且地位不高的二胡，引入高等音乐教育之中，从而大大提升了二胡在中国音乐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扎根于中国民族音乐之上而提出了学习西乐以改进国乐的思想，为“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华彦钧1892年出生于佃农之家，为家庭生计，幼年便随其父走进道观谋生，恶劣的生存环境及艰苦的学习条件，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力与早年坚实的音乐基础。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打破我国几千年“口授心传”的固守模式，对我国丰饶的民族音乐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以哲学上的批判精神与美学上的否定意识，更进一步促成实现刘天华提出的“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目标，坚定了中国传统优秀音乐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成为我国第一位本土作曲家，为我国民族音乐承上启下的发展，给予我们以划时代的启示。

　　以上可以明白，刘天华与华彦钧都是执着于音乐改造理想，并不断付诸实践的一代音乐宗师，他们同处一个时代，面临同样的社会大变革背景，虽然出身、地位、家庭环境、音乐学习成长路径、身体状况不同，并都有着各自不幸的境遇与体验：刘天华的《光明行》就是他在遭受到夭殇、次子病故、经济奇窘等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的逆境中产生的，而此时，他的生命历程也行将终结；而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则是在其接连遭遇道观私有财产被人霸占、父亲含恨而去、自身强压怒火而致双眼失明的重大人生坎坷之下创作的。但因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具有一种对自身出类拔萃的二胡技巧充满自信而执着于改造与创新性地发展民族音乐的情结及明确的目的指向，就必然让二者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创作道路上的不二伴侣及推动近现代民族音乐在逆境中前行的先驱。

　　他们二者的区别在于：由于刘天华有着自身的有利优势条件，他不仅将普通民众把玩，并作为“贵族们的玩具”的二胡提升为富于独特艺术魅力的独奏乐器，并走进高等乐府专业教学，而且使民族器乐从仅附属于伴奏的历史沿革中艰难独立出来，在这方面，他较之华彦钧率先迈出了重要且决定性的一步，从华彦钧的家庭背景、个人身世、生存环境等方面来说，他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但尽管刘天华由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优渥的经济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并在遭遇一连串生活打击之下创作了大量二胡曲，在二胡创作上，比如音调、转调、旋律的进行、音乐的结构、二胡记谱及演奏技巧规范化等，尤其是在把二胡把位从三把扩展到七把以上方面进行了大胆突破，不仅让我们看到音乐家在吸收西洋音乐的一些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对国乐进行改造的前瞻性尝试及其光明前景，还领略到其在逆境中的不屈进取精神，真切感受到了作曲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但因英年早逝，其推动的国乐改造的理想并未达成，后来对国乐带有突破性的改造与创作实践，则由他音乐道路上的亲密伙伴华彦钧继续探索前行并完成。

　　我们可以把刘天华和华彦钧的关系，比喻成处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两个侧身，如果说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是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最为出色地处理了浪漫主义抒情性和古典主义曲式的矛盾的话，那么，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就是刘天华的《光明行》的升华版，以其海底之上海水般巨大的涌动，掀起了冲破几千年民族音乐史上“狭窄的师承的墨守，技术的呆板的模仿”的创新性传承巨浪，赋予中国民族音乐曲式结构发展及嬗变以崇高艺术境界，从而也就为我国传统音乐酝酿现代作曲萌芽，完美实现我国民族音乐创作史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换句话说，刘天华提出的贯穿整个时期的国乐改造思想，是由其本人与心心相印的华彦钧接力完成的，是二者的前仆后继星空体育官网，拉开了我国民族音乐迈进新时代的大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两位当中缺少哪一位，中国民族音乐史都将改写，没有刘天华洋为中用的开辟，就建立不起国乐改造的理想与目标；没有华彦钧扎根于本土的划时代实践，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民族音乐文化自觉与自信，是他们二人共同完成了时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改造与创新的任务。

　　刘天华和华彦钧都不是家，也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那么多所谓上的觉醒与觉悟，如果我们过多地给他们的音乐作品附加上人为的意义，就会完全忽略作曲家所遵循的“唯乐不可以为伪”这一音乐极其真诚而高尚的境界，并大大弱化了两位作曲家“不平则鸣”、“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本色，我想，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双壁，他们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了，一定是不会愿意的。（2022年6月3日）